“洋泾浜”在上海话里多泛指不伦不类的人或语言。在语言种类上，“洋泾浜”是泛指带有其它语言特色的语言。而实实在在的洋泾浜，是一条英法租界上的分界河，也是上海县城到英租界的必经之地，后被填平，即今天的延安东路。晚清时期，有许多露天通事、华商、跑街在这一带与外商洽谈生意，久而久之就成了十里洋场的代名词。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由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洋泾浜英语”也逐渐成为了中国人与洋人打交道时所使用语言的代名词。 1.历史起源 晚清时期清朝被迫对外开埠，大量外商蜂拥而至抢占贸易区域，但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外商一时不到精通英语的人为其进行语言沟通，而清末知识界人士因对洋人抱着轻蔑仇视的态度，更以学习英语为耻。在当时中西迫切需要交流无路的情况下，大量中国下层“通事”、“舌人”开始努力模仿英语，且外国人也对这种“中国特色”英语主动或被动地宽容与配合，于是逐渐诞生出一种虽极不规则但却为双方所明白的“混合语言”，这就是洋泾浜英语。我国辞书对“洋泾浜英语”这个词的最权威的解释是：“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时产生于我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的一种混合语言。词语极少，多半来自英语，语法则基本上依据汉语。如one piece house（一所房子）。解放后，洋泾浜英语已成为历史名词。”洋泾浜英语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叫法，叫做“Pidgin”。对于Pidgin一词的来源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十七世纪英国人发现美洲大陆，与当地一个叫做Pidgins的部落所使用的简化英语及称之为Pidgin英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Pidgin即英语单词“business”的不规则发音，Pidgin English最初表示的是Business English,也就是中外贸易中使用的商业语言。季羡林在《汉语与外语》 中说：“英文称之为Pidgin英语的语言，是旧日通商口岸使用的语言。出于需要，非说英语不行，然而那里的中国人文化程度极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认真学习英语，只好英汉杂烩，勉强能交流思想而已。”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洋泾浜语是“广东葡语”。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我澳门之后，葡萄牙语与当地粤语产生某种混合，逐渐发展成为葡萄牙人与整个广州口岸的华人之间通用的语言，是水手、中外商人、买办、外国传教士等的主要交流手段。直至鸦片战争时期，英语才正式传入中国。随着英美两国在广州海上对外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英语逐渐取代“广东葡语”，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语言手段，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 2.特点 Peter在《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 里说：Pidgin语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创造的例子，随着交际要求的进一步强化，他从简单的系统发展成为更复杂的系统。据此推断，它是一种语言简化形式，都不是使用者的母语。和正规的英语相比，洋泾浜英语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词汇量。Charles Leland在1876年出版的Pidgin English Sing-song所附词汇表，包含441个词；Robert A.Hill在“Hands of Pidgin English”中曾说中国洋泾浜英语有700多个或者更多；杨勋在《别琴竹枝词》 中共列出234个上海洋泾浜英语单词，32个词组及10个短语；王芝在《英吉利语略》中罗列了109个常用英语单词及10个短语。虽没有人做过精确地统计，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洋泾浜英语的词汇量是很少的，所以一词常有多种意义，如cachee出了get、bring、find等意思外，还有become的意义；同时指称事物时往往借助迂回曲折的说法，如胡子被称为grass belong face（脸上的草）；系动词to be以及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存在，一律用belong代替。 （二）语音。受汉语语音影响，中国人往往发不好复辅音或以辅音结尾，尤其是词尾为清辅音爆破的词。所以，在洋泾浜英语中往往在此类但此后添加元音，以形成易于发音的音节，如make读 作makee，catch读 作catchee，save读作savee，much读作muchy等等；方言等地域性特点也对洋泾浜英语的语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南方地区，R和L不分，一位中国米商向英国卖米（rice）却说成了卖虱子（lice）。s与sh也混而为一，shpeakee即speak，shleep即sleep。以ld结尾的单词常发成lo结尾的音，如cold作colo、child作chilo、gold作golo等；另外，用汉字注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洋泾浜英语读音的扭曲。如数字1到12分别读成：温、都、地厘、和、辉、昔土、西问、噎、年、颠、林、打拉。不难看出，以上注音远远偏离正确的英语发音，这样一来洋泾浜英语支离破碎、洋相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语法。洋泾浜英语的语法非常简单，较真正的英语存在着大量的简化与删改，且未形成完整的语法体系。数、格、时、体、态、人称等变化全都消失了，句法结构被最大程度的简化，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汉语中量词使用广泛，使得洋泾浜英语中的piece一词频繁出现，“一个人”作“a piece man”；my就是I、we、mine、ours等人称代词的通称；汉语的语气词也被大量植入洋泾浜英语的句子当中。汉语的“啦、罗”是表示完成的语气词，放在动词后面加lo即表示此种含义，例如die-lo（死了）、say-lo（说啦）；动词叠用也经常出现，如“看看”即“look-see”；另外，句子成分基本上按照汉语（或各地方言）的次序排列，如“You makee see this side”，“makee”的加入就是典型的受到了中国南方语言语法的影响——普通话的“你去过吗？”，而在广东话里则是“你有去吗？”，相较之下多了个“有”字，而洋泾浜英语里的makee正有“有”的义项。 3.影响 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中外交流中不可或缺一种工具，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 洋泾浜英语的混合性和非规范性决定了对它的学习应是双向的，不仅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否则就无法沟通。卫三畏曾说洋泾浜英语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很快学会这种完全漠视读音和句法规律的语言，以它与中国人进行商业交往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学习中文。 中西语言的影响也是双向的。洋泾浜英语也是中国外来词汇的源头之一，例如chopsticks——筷子，cacocalo——可口可 乐，shampoo——香 波，E-mail——伊妹儿，bus——巴士等等；同时洋泾浜英语也进入英语成为英语系统里的俚语、习语，丰富了英语词汇，如非常流行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列文森曾分析说：“西方给与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 4.结语 洋泾浜英语是语言接触的特殊产物，是两种语言相互借鉴、妥协产生的“混血儿”，以其实用性顽强地存在了三个世纪之久。但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英语正规化教学逐渐推广普及，盛极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也逐渐走向衰亡，这是中国外语教育取得重大成果的表现。然而，80年代以来，洋泾浜英语又悄悄地在我国复活，且不再只是商人小贩的问题，甚至连官方对外宣传品中也频繁出现“书面洋泾浜”，打着我国官方旗号、深入到对外宣传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改进最外语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增加数量又要保证质量，并且建立对外问工作的检查、咨询和服务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彻底杜绝洋泾浜英语的死灰复燃。 “洋泾浜”在上海话里多泛指不伦不类的人或语言。在语言种类上，“洋泾浜”是泛指带有其它语言特色的语言。而实实在在的洋泾浜，是一条英法租界上的分界河，也是上海县城到英租界的必经之地，后被填平，即今天的延安东路。晚清时期，有许多露天通事、华商、跑街在这一带与外商洽谈生意，久而久之就成了十里洋场的代名词。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由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洋泾浜英语”也逐渐成为了中国人与洋人打交道时所使用语言的代名词。1.历史起源晚清时期清朝被迫对外开埠，大量外商蜂拥而至抢占贸易区域，但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外商一时不到精通英语的人为其进行语言沟通，而清末知识界人士因对洋人抱着轻蔑仇视的态度，更以学习英语为耻。在当时中西迫切需要交流无路的情况下，大量中国下层“通事”、“舌人”开始努力模仿英语，且外国人也对这种“中国特色”英语主动或被动地宽容与配合，于是逐渐诞生出一种虽极不规则但却为双方所明白的“混合语言”，这就是洋泾浜英语。我国辞书对“洋泾浜英语”这个词的最权威的解释是：“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时产生于我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的一种混合语言。词语极少，多半来自英语，语法则基本上依据汉语。如one piece house（一所房子）。解放后，洋泾浜英语已成为历史名词。”洋泾浜英语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叫法，叫做“Pidgin”。对于Pidgin一词的来源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十七世纪英国人发现美洲大陆，与当地一个叫做Pidgins的部落所使用的简化英语及称之为Pidgin英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Pidgin即英语单词“business”的不规则发音，Pidgin English最初表示的是Business English,也就是中外贸易中使用的商业语言。季羡林在《汉语与外语》 中说：“英文称之为Pidgin英语的语言，是旧日通商口岸使用的语言。出于需要，非说英语不行，然而那里的中国人文化程度极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认真学习英语，只好英汉杂烩，勉强能交流思想而已。”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洋泾浜语是“广东葡语”。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我澳门之后，葡萄牙语与当地粤语产生某种混合，逐渐发展成为葡萄牙人与整个广州口岸的华人之间通用的语言，是水手、中外商人、买办、外国传教士等的主要交流手段。直至鸦片战争时期，英语才正式传入中国。随着英美两国在广州海上对外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英语逐渐取代“广东葡语”，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语言手段，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2.特点Peter在《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 里说：Pidgin语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创造的例子，随着交际要求的进一步强化，他从简单的系统发展成为更复杂的系统。据此推断，它是一种语言简化形式，都不是使用者的母语。和正规的英语相比，洋泾浜英语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一）词汇量。Charles Leland在1876年出版的Pidgin English Sing-song所附词汇表，包含441个词；Robert A.Hill在“Hands of Pidgin English”中曾说中国洋泾浜英语有700多个或者更多；杨勋在《别琴竹枝词》 中共列出234个上海洋泾浜英语单词，32个词组及10个短语；王芝在《英吉利语略》中罗列了109个常用英语单词及10个短语。虽没有人做过精确地统计，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洋泾浜英语的词汇量是很少的，所以一词常有多种意义，如cachee出了get、bring、find等意思外，还有become的意义；同时指称事物时往往借助迂回曲折的说法，如胡子被称为grass belong face（脸上的草）；系动词to be以及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存在，一律用belong代替。（二）语音。受汉语语音影响，中国人往往发不好复辅音或以辅音结尾，尤其是词尾为清辅音爆破的词。所以，在洋泾浜英语中往往在此类但此后添加元音，以形成易于发音的音节，如make读 作makee，catch读 作catchee，save读作savee，much读作muchy等等；方言等地域性特点也对洋泾浜英语的语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南方地区，R和L不分，一位中国米商向英国卖米（rice）却说成了卖虱子（lice）。s与sh也混而为一，shpeakee即speak，shleep即sleep。以ld结尾的单词常发成lo结尾的音，如cold作colo、child作chilo、gold作golo等；另外，用汉字注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洋泾浜英语读音的扭曲。如数字1到12分别读成：温、都、地厘、和、辉、昔土、西问、噎、年、颠、林、打拉。不难看出，以上注音远远偏离正确的英语发音，这样一来洋泾浜英语支离破碎、洋相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三）语法。洋泾浜英语的语法非常简单，较真正的英语存在着大量的简化与删改，且未形成完整的语法体系。数、格、时、体、态、人称等变化全都消失了，句法结构被最大程度的简化，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汉语中量词使用广泛，使得洋泾浜英语中的piece一词频繁出现，“一个人”作“a piece man”；my就是I、we、mine、ours等人称代词的通称；汉语的语气词也被大量植入洋泾浜英语的句子当中。汉语的“啦、罗”是表示完成的语气词，放在动词后面加lo即表示此种含义，例如die-lo（死了）、say-lo（说啦）；动词叠用也经常出现，如“看看”即“look-see”；另外，句子成分基本上按照汉语（或各地方言）的次序排列，如“You makee see this side”，“makee”的加入就是典型的受到了中国南方语言语法的影响——普通话的“你去过吗？”，而在广东话里则是“你有去吗？”，相较之下多了个“有”字，而洋泾浜英语里的makee正有“有”的义项。3.影响洋泾浜英语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中外交流中不可或缺一种工具，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洋泾浜英语的混合性和非规范性决定了对它的学习应是双向的，不仅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否则就无法沟通。卫三畏曾说洋泾浜英语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很快学会这种完全漠视读音和句法规律的语言，以它与中国人进行商业交往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学习中文。中西语言的影响也是双向的。洋泾浜英语也是中国外来词汇的源头之一，例如chopsticks——筷子，cacocalo——可口可 乐，shampoo——香 波，E-mail——伊妹儿，bus——巴士等等；同时洋泾浜英语也进入英语成为英语系统里的俚语、习语，丰富了英语词汇，如非常流行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列文森曾分析说：“西方给与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4.结语洋泾浜英语是语言接触的特殊产物，是两种语言相互借鉴、妥协产生的“混血儿”，以其实用性顽强地存在了三个世纪之久。但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英语正规化教学逐渐推广普及，盛极一时的洋泾浜英语也逐渐走向衰亡，这是中国外语教育取得重大成果的表现。然而，80年代以来，洋泾浜英语又悄悄地在我国复活，且不再只是商人小贩的问题，甚至连官方对外宣传品中也频繁出现“书面洋泾浜”，打着我国官方旗号、深入到对外宣传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改进最外语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增加数量又要保证质量，并且建立对外问工作的检查、咨询和服务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彻底杜绝洋泾浜英语的死灰复燃。参考文献1.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22-27.2.祁文英。语言混血儿——洋泾浜英语[J].兰州大学学报，2000，（s1）:221-222.3.顾卫星,朱全明.“别琴”英语剖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3,(3).100-104.4.雍和明.试论“怪调”洋泾浜英语的滋生[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4).20-21.5.蔡昌卓.英语史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文章来源：中国外语教育 网址: http://zgwyj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30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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