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并发展以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安全、国家建设、民族认同、经济发展、语言权利、语言生态、个人意识等关系密切，一些新的研究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发展，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协办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讨会” 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成立大会”于2015年6月27-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语言政策研究”，分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共有60余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张朝意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文斌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张维佳教授先后致辞。王文斌教授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介绍了会议的论题，阐述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意义。张维佳教授代表北京语言大学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指出研讨会具有问题意识突出、时代感强的特点，阐明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1.研讨会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先后有挪威卑尔根大学赵守辉教授、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戴曼纯教授做了主旨发言。
赵守辉教授以“语言政策研究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兼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特色：以语言规范为例”为题作了报告，对语言政策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特点及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把作为语言规划核心内容的语言规范化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进行了例证说明。首先，20世纪80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即从语言规划转向政策分析。其次，提出了中国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三大远景：需要国际化，把单一的国别研究变为学术；需要技术化，把学术研究变为科学；引进西方现代思潮，把科学研究发展为学科。基于此，赵教授详细介绍了西方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并强调相关学者应重视语言政策分析中的理论力量和价值。
赵世举教授在“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战略重点刍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五个战略重点：1）语言资源建设；2）国民语言能力提升；3）语言服务体系建设；4）语言治理能力的增强；5）国家主体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赵教授认为，语言资源已上升为国家的基础资源和战略资源，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核心和支撑。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规约和社会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国家治理方面要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只有以上这些方面得到加强和发展，才能为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提供有力的语言保障。
王克非教授以“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为题，从三方面探讨了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首先，从历时的长度看语言生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网络词、流行词、外来词、字母词、联想词等都已融入我们的生活，说明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互相影响。其次，从世界的宽度观察语言生活的种种表现，例如，对世界语言生活的调查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语言基本状况和格局、语词动态和媒体、语言变化、语言教育、语言政治、语言立法、语言安全、语言关系、语言生态、语言规范、语言传播、语言技术、语言服务以及汉语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等。最后，从比较的角度分析国外的语言生活动向，思考本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李宇明教授在“由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报告中，阐述了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从单语主义发展到多语主义理念的四个主要时期：二战前，单语主义占据语言规划的主导位置；二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的大批新兴国家最初实行发展国语代替殖民国语言的单语主义的语言规划，但语言实践的结果多是出现了语言马赛克现象，从而从单语制转向双语制或多语制；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独立或诞生的一批新国家也多有着单语主义的追求，但语言现实仍是由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转变；而如今单语主义已不适应全球化的“新常态”，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语言规划应树立多语主义的理念，提倡多语制是维护人类秩序的重要保证。
周庆生教授以“语言保护理论若干思考”为题，论述了语言保护的对象、方式及被保护语言的特征。语言保护的对象包括濒危语言、语言文化遗产、母语、语言资源、语言权利、语言生态环境，同时要求被保护语言要有活力，这样才能有生命力。而对语言进行保护，要通过法律、科学、行政等手段进行。周教授认为，在语言保护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四对关系：语言保护和语言复兴的关系、语言使用和语言保护的关系、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的关系、民族语言保护和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关系。最后一对关系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引发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的导火索，二者要协调发展，不能对立。
戴曼纯教授在“欧盟多语制与机构语言政策”的报告中，从分析欧盟实行多语制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入手，阐述了欧盟主要机构实施多语政策的具体差异及原因。虽然欧盟的主要机构推行多语制，但这与英语、法语和德语为常用工作语言的语言现实不相符，欧盟语言政策落差主要是由其工作性质、地域差异、翻译成本、政治利益、工作效率及多语政策与个人语言能力和偏好的矛盾造成的。戴教授认为，欧盟多语制是“有限多语制”，语言政策是“多元化”政策；欧盟机构无法实现真正的语言平等，因为强势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一直在侵蚀其他语言，所以语言文化平等只是口号。
2.研讨会分组讨论
在分组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就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教育政策、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四个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2.1 国家语言能力
在世界各国的博弈时代，国家语言能力不仅在保障国家安全、形成民族精神、发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还对个人语言权利的实现、身份的构建、语言能力的提高功不可没。国家语言能力正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对于这个论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汉语是全球语言系统的核心语言（super-central language），汉语交际价值的提高决定了语言本身的价值、渴望度和吸引力（de Swaan 2001）。学者们就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汉语的国际传播问题发表了见解。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介绍了评价国际组织中语言影响力的框架，针对汉语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不高这一现实，提出了提高汉语影响力的应对建议。湖北经济学院易法万副教授论述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语言资源配置、语言应用规范、语言应用行为，而国家语言政策是将三个环节统合起来的核心手段。关于汉语的国际传播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余江英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汉语国际传播应把着力点放在经济上，立足经济制定全方位、立体化的汉语国际传播规划。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国家的软实力，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的提高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国防科技大学况守忠教授总结了加快建设我国国防战略、发展国防外语能力的三个方面：设立专门的国防外语建设和资源管理机构；完善国防外语政策和规划，积极开展国防外语教育；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军民合作。解放军理工大学张锦涛教授针对目前我国国防体系建设在职能拓展和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我国国防语言体系的基本构想。新疆师范大学尹小荣副教授分析了目前语言安全问题研究中出现的宏观与微观不平衡、区域布局不合理、现实关注度不够和语言安全测评不准确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国外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王玉珏在分析英国军队外语能力管理体系和培养模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军队外语能力培养模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黄健秦副教授和鞍山师范学院李艳红博士均以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为例，分别阐述了我国军队对外汉语培训战略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美国重塑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实施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战略目标对我国的启示。
2.2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是目前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重点议题之一，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梳理，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问题，以期对我国语言政策研究提供建设性的指导。
语言冲突、国家安全、语言权利是目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根据语言规划驱动理论，对乌克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冲突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与剖析。北京外国语大学李丹博士分析了在南非语言成为政治化的工具，成为导致种族分化和社会分裂的因素之一。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KHALKI HEND（佳荷)探讨了突尼斯外语政策与安全危机的关系，认为政府只是把外语能力视为优势能力，而非必要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曹佳从教育中使用本族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权利、平等教育的权利等方面探讨了罗马尼亚小族群体的语言教育权利。
山东大学刘洪东副教授论述了法语共同体实行的公共且多元的语言政策。南开大学李英姿博士分析了汉字文化圈国家去汉字化政策引发的历史研究断层、文化沟通困难等问题。江苏理工学院周子伦副教授梳理了菲律宾语言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华侨大学阎喜副教授讨论了澳门回归后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特点，并探讨了影响因素和现存问题。
2.3 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教育（戴曼纯 2014：6），由于语言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语言教育政策的根本问题是教学媒介语的选择问题，对于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及身份认同问题，与会代表可谓切身体验。为此，此项议题不仅引发了讨论热潮，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国外语言教育政策的关注和了解，可以去芜存菁。宁夏大学王辉教授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由多元化转向优先化的历程及主要原因。首都师范大学曹迪博士阐释了加拿大1971年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教育政策导致了语言教育政策认同观和权利观的形成。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也引发了学者的讨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程京艳副教授提出了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高校进行自主外语教育规划的原则和方法。鲁东大学刘媛媛老师提出，我国外语教育应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和语言学习与认同研究结合起来。
2.4 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
随着社会语言需求的日益增长，建立完善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而如何规划语言服务，保证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需求与利益，保证语言生活和谐、健康发展是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议题。
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目标、理论、路径、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天伟副教授阐明了语言政策研究在路径和方法上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并由交叉学科向超学科过渡的发展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何山华介绍了语言管理理论通过提倡“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的互动而试图调和语言规划研究中“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两种规划路径。天津大学李鸿斌副教授分析了语言资源研究的七个基本问题和属性，提出制定合理的外语政策和规划的建议。
网络语言、国家主体语言、方言、语言生活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北京外国语大学熊文新教授基于网络时代的三类交流语言，认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应关注正在使用的、鲜活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语言交流和人机对话语言。中南大学叶洪教授以北京为例，对都市多语景观的解读表明，北京的多语景观从总体上表现该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并反映社会的深层结构和社会生活。
3.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及研讨会的特点
3.1 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从引介、翻译国外的著作发展为一个相对成熟、学科交叉的体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聚焦于语言的宏观研究及语言在社会中的变异和发展，该领域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如下：
第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专业的学术刊物。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宁夏等地建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成立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成立了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宁夏大学成立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所。同时，相关的刊物也陆续出版面世，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战略动态》《中国语言战略》《世界侨情报告》，即将出版的有《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除了这些研究机构和出版物外，上海教育科学院、厦门大学、吉林大学、鲁东大学都有内部刊物发行，且各个研究团队都从事著作的翻译及相关学术活动。
第二，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渐成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三所高校立足于稳固的学术基础，相继设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博士点，学科发展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及课程开发体系趋于完善。而且，很多大学设有这一研究方向。可以说，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学术团队。
第三，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如张维佳教授在开幕词中提到，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语委的项目中，都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课题获批。同时，以著作、译著、论文、咨询报告等形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也都系统地出版相关译著和著作。如：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编撰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周庆生教授编著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及《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戴曼纯、刘润清教授编著的《外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赵世举教授主编的《语言与国家》。
第四，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学术会议近些年来逐渐形成规模及特色。如，北京外国语大学2010年主办的“中外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高层论坛”，2012年和2015年主办的两届“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讨会”，2014年举办的“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高层论坛”；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主办的“中国外语战略论坛”，2014年举办的“语言与未来”首届青年学者工作坊；南京大学2007年和2009年主办的两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2008年主办的“国家语言战略学术研讨会”；澳门理工学院2010年主办的“澳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于2010年、2012年、2014年主办的第七、八、九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于2011年、2013年、2015年主办的第六、七、八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
3.2 本次研讨会的特点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多学科、跨领域的参与者。研讨会得到了外语、汉语、民族语、对外汉语等学科学者的支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具有多元的研究角度，从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深入思考国内外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出现的问题、调整方式及解决办法。
第二，多视角的议题。研讨会围绕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语言政策这一主题，对国家语言能力战略发展、语言政策与意识形态、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生态保护、小族语言、国外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网络语言、语言景观、语言权利等议题取得了深度的认知和共识。
第三，重视研究的实用价值。语言政策与规划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关系到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语言生活。由于语言规划本质上是不平等的（Tollefson 1991: 2），尊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注重语言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实施的关键（周庆生 2013）。因而，学者们把落脚点放在了研究的实用价值上，对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国防语言体系建设、外语能力提高、小族语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议与构念，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或区域特色的语言规划。
4.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成立
研讨会的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教授主持。在闭幕式上，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正式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戴曼纯教授介绍了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研究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宣布研究会正式成立，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田立新女士、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黄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等出席研究会成立仪式并先后致贺词。
首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戴曼纯教授说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是中国语言学会旗下的二级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6月26日晚的筹备会产生了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领导机构。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刘润清等先生任顾问，李宇明教授任会长。副会长有周庆生、王克非、张维佳、郭熙、赵蓉晖、戴曼纯；秘书长由戴曼纯兼任；陈双新、王辉、张日培为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有李宇明、文秋芳、周庆生、王克非、张维佳、郭熙、戴曼纯、赵蓉晖、赵世举、周洪波、苏金智、王建勤、战菊、郭龙生、王敏等。
研究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在成立大会发言中指出，研究会要做好三项工作：“学术”二字是研究会的核心；主要目标是为会员服务；要树立家国情怀的思想意识。同时，研究会还要通过三种主要渠道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政府机构智库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国家的一些组织提供语言服务；为公民提供服务。李宇明教授还代表研究会宣布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出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田立新副司长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基础的依托，研究会的成立对服务国家战略和国家需要有重要意义。田副司长提出研究会应发挥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树立大局的意识和理念，研究会要把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发挥战略研究作用；进一步拓展服务的范围，研究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融入国家相关事业的整体发展之中，真正成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智囊库和思想库；打造高端人才培养平台，致力于使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尽快与国际接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
中国语言学会黄行副会长的发言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会的产生程序，中国语言学会具有审批二级学会的权力；中国语言学会对研究会的支持，希望研究会能汇聚学界在不同领域的人才，为全面繁荣语言学事业，推动我国的文化保护做出贡献；研究会要规范管理，作为社团组织，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语言学会的条例。
孙有中副校长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指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利用学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区域和国别研究、多语种学科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把为国家培养战略性人才，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作为使命，而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正契合了学校的战略定位。
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走向成熟，它将在中国语言学会的指导下，以传承弘扬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为己任，以提高语言文字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目标，提升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并发展以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安全、国家建设、民族认同、经济发展、语言权利、语言生态、个人意识等关系密切，一些新的研究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发展，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协办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讨会” 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成立大会”于2015年6月27-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语言政策研究”，分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共有60余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张朝意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文斌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张维佳教授先后致辞。王文斌教授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介绍了会议的论题，阐述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意义。张维佳教授代表北京语言大学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指出研讨会具有问题意识突出、时代感强的特点，阐明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1.研讨会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先后有挪威卑尔根大学赵守辉教授、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戴曼纯教授做了主旨发言。
赵守辉教授以“语言政策研究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兼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特色：以语言规范为例”为题作了报告，对语言政策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特点及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把作为语言规划核心内容的语言规范化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进行了例证说明。首先，20世纪80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即从语言规划转向政策分析。其次，提出了中国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三大远景：需要国际化，把单一的国别研究变为学术；需要技术化，把学术研究变为科学；引进西方现代思潮，把科学研究发展为学科。基于此，赵教授详细介绍了西方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并强调相关学者应重视语言政策分析中的理论力量和价值。
赵世举教授在“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战略重点刍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五个战略重点：1）语言资源建设；2）国民语言能力提升；3）语言服务体系建设；4）语言治理能力的增强；5）国家主体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赵教授认为，语言资源已上升为国家的基础资源和战略资源，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核心和支撑。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规约和社会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国家治理方面要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只有以上这些方面得到加强和发展，才能为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提供有力的语言保障。
王克非教授以“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为题，从三方面探讨了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首先，从历时的长度看语言生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网络词、流行词、外来词、字母词、联想词等都已融入我们的生活，说明语言生活与社会发展互相影响。其次，从世界的宽度观察语言生活的种种表现，例如，对世界语言生活的调查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语言基本状况和格局、语词动态和媒体、语言变化、语言教育、语言政治、语言立法、语言安全、语言关系、语言生态、语言规范、语言传播、语言技术、语言服务以及汉语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等。最后，从比较的角度分析国外的语言生活动向，思考本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李宇明教授在“由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报告中，阐述了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从单语主义发展到多语主义理念的四个主要时期：二战前，单语主义占据语言规划的主导位置；二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的大批新兴国家最初实行发展国语代替殖民国语言的单语主义的语言规划，但语言实践的结果多是出现了语言马赛克现象，从而从单语制转向双语制或多语制；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独立或诞生的一批新国家也多有着单语主义的追求，但语言现实仍是由单语主义向多语主义转变；而如今单语主义已不适应全球化的“新常态”，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语言规划应树立多语主义的理念，提倡多语制是维护人类秩序的重要保证。
周庆生教授以“语言保护理论若干思考”为题，论述了语言保护的对象、方式及被保护语言的特征。语言保护的对象包括濒危语言、语言文化遗产、母语、语言资源、语言权利、语言生态环境，同时要求被保护语言要有活力，这样才能有生命力。而对语言进行保护，要通过法律、科学、行政等手段进行。周教授认为，在语言保护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四对关系：语言保护和语言复兴的关系、语言使用和语言保护的关系、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的关系、民族语言保护和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关系。最后一对关系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引发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的导火索，二者要协调发展，不能对立。
戴曼纯教授在“欧盟多语制与机构语言政策”的报告中，从分析欧盟实行多语制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入手，阐述了欧盟主要机构实施多语政策的具体差异及原因。虽然欧盟的主要机构推行多语制，但这与英语、法语和德语为常用工作语言的语言现实不相符，欧盟语言政策落差主要是由其工作性质、地域差异、翻译成本、政治利益、工作效率及多语政策与个人语言能力和偏好的矛盾造成的。戴教授认为，欧盟多语制是“有限多语制”，语言政策是“多元化”政策；欧盟机构无法实现真正的语言平等，因为强势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一直在侵蚀其他语言，所以语言文化平等只是口号。
2.研讨会分组讨论
在分组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就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教育政策、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四个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2.1 国家语言能力
在世界各国的博弈时代，国家语言能力不仅在保障国家安全、形成民族精神、发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还对个人语言权利的实现、身份的构建、语言能力的提高功不可没。国家语言能力正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对于这个论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汉语是全球语言系统的核心语言（super-central language），汉语交际价值的提高决定了语言本身的价值、渴望度和吸引力（de Swaan 2001）。学者们就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汉语的国际传播问题发表了见解。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介绍了评价国际组织中语言影响力的框架，针对汉语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不高这一现实，提出了提高汉语影响力的应对建议。湖北经济学院易法万副教授论述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语言资源配置、语言应用规范、语言应用行为，而国家语言政策是将三个环节统合起来的核心手段。关于汉语的国际传播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余江英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汉语国际传播应把着力点放在经济上，立足经济制定全方位、立体化的汉语国际传播规划。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国家的软实力，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的提高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国防科技大学况守忠教授总结了加快建设我国国防战略、发展国防外语能力的三个方面：设立专门的国防外语建设和资源管理机构；完善国防外语政策和规划，积极开展国防外语教育；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军民合作。解放军理工大学张锦涛教授针对目前我国国防体系建设在职能拓展和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我国国防语言体系的基本构想。新疆师范大学尹小荣副教授分析了目前语言安全问题研究中出现的宏观与微观不平衡、区域布局不合理、现实关注度不够和语言安全测评不准确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国外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王玉珏在分析英国军队外语能力管理体系和培养模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军队外语能力培养模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黄健秦副教授和鞍山师范学院李艳红博士均以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为例，分别阐述了我国军队对外汉语培训战略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美国重塑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实施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战略目标对我国的启示。
2.2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是目前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重点议题之一，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梳理，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问题，以期对我国语言政策研究提供建设性的指导。
语言冲突、国家安全、语言权利是目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根据语言规划驱动理论，对乌克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冲突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与剖析。北京外国语大学李丹博士分析了在南非语言成为政治化的工具，成为导致种族分化和社会分裂的因素之一。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KHALKI HEND（佳荷)探讨了突尼斯外语政策与安全危机的关系，认为政府只是把外语能力视为优势能力，而非必要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曹佳从教育中使用本族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权利、平等教育的权利等方面探讨了罗马尼亚小族群体的语言教育权利。
山东大学刘洪东副教授论述了法语共同体实行的公共且多元的语言政策。南开大学李英姿博士分析了汉字文化圈国家去汉字化政策引发的历史研究断层、文化沟通困难等问题。江苏理工学院周子伦副教授梳理了菲律宾语言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华侨大学阎喜副教授讨论了澳门回归后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特点，并探讨了影响因素和现存问题。
2.3 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教育（戴曼纯 2014：6），由于语言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语言教育政策的根本问题是教学媒介语的选择问题，对于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及身份认同问题，与会代表可谓切身体验。为此，此项议题不仅引发了讨论热潮，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国外语言教育政策的关注和了解，可以去芜存菁。宁夏大学王辉教授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由多元化转向优先化的历程及主要原因。首都师范大学曹迪博士阐释了加拿大1971年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教育政策导致了语言教育政策认同观和权利观的形成。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也引发了学者的讨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程京艳副教授提出了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高校进行自主外语教育规划的原则和方法。鲁东大学刘媛媛老师提出，我国外语教育应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和语言学习与认同研究结合起来。
2.4 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
随着社会语言需求的日益增长，建立完善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而如何规划语言服务，保证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需求与利益，保证语言生活和谐、健康发展是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议题。
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目标、理论、路径、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天伟副教授阐明了语言政策研究在路径和方法上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并由交叉学科向超学科过渡的发展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何山华介绍了语言管理理论通过提倡“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的互动而试图调和语言规划研究中“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两种规划路径。天津大学李鸿斌副教授分析了语言资源研究的七个基本问题和属性，提出制定合理的外语政策和规划的建议。
网络语言、国家主体语言、方言、语言生活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北京外国语大学熊文新教授基于网络时代的三类交流语言，认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应关注正在使用的、鲜活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语言交流和人机对话语言。中南大学叶洪教授以北京为例，对都市多语景观的解读表明，北京的多语景观从总体上表现该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并反映社会的深层结构和社会生活。
3.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及研讨会的特点
3.1 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从引介、翻译国外的著作发展为一个相对成熟、学科交叉的体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聚焦于语言的宏观研究及语言在社会中的变异和发展，该领域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如下：
第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专业的学术刊物。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宁夏等地建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成立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成立了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宁夏大学成立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所。同时，相关的刊物也陆续出版面世，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战略动态》《中国语言战略》《世界侨情报告》，即将出版的有《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除了这些研究机构和出版物外，上海教育科学院、厦门大学、吉林大学、鲁东大学都有内部刊物发行，且各个研究团队都从事著作的翻译及相关学术活动。
第二，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渐成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三所高校立足于稳固的学术基础，相继设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博士点，学科发展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及课程开发体系趋于完善。而且，很多大学设有这一研究方向。可以说，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学术团队。
第三，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如张维佳教授在开幕词中提到，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语委的项目中，都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课题获批。同时，以著作、译著、论文、咨询报告等形式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也都系统地出版相关译著和著作。如：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编撰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周庆生教授编著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及《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戴曼纯、刘润清教授编著的《外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赵世举教授主编的《语言与国家》。
第四，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学术会议近些年来逐渐形成规模及特色。如，北京外国语大学2010年主办的“中外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高层论坛”，2012年和2015年主办的两届“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讨会”，2014年举办的“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高层论坛”；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主办的“中国外语战略论坛”，2014年举办的“语言与未来”首届青年学者工作坊；南京大学2007年和2009年主办的两届“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2008年主办的“国家语言战略学术研讨会”；澳门理工学院2010年主办的“澳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于2010年、2012年、2014年主办的第七、八、九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于2011年、2013年、2015年主办的第六、七、八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
3.2 本次研讨会的特点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呈现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多学科、跨领域的参与者。研讨会得到了外语、汉语、民族语、对外汉语等学科学者的支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具有多元的研究角度，从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深入思考国内外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出现的问题、调整方式及解决办法。
第二，多视角的议题。研讨会围绕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语言政策这一主题，对国家语言能力战略发展、语言政策与意识形态、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生态保护、小族语言、国外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网络语言、语言景观、语言权利等议题取得了深度的认知和共识。
第三，重视研究的实用价值。语言政策与规划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关系到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语言生活。由于语言规划本质上是不平等的（Tollefson 1991: 2），尊重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注重语言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实施的关键（周庆生 2013）。因而，学者们把落脚点放在了研究的实用价值上，对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国防语言体系建设、外语能力提高、小族语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建议与构念，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或区域特色的语言规划。
4.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成立
研讨会的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教授主持。在闭幕式上，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正式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戴曼纯教授介绍了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研究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宣布研究会正式成立，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田立新女士、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黄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等出席研究会成立仪式并先后致贺词。
首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戴曼纯教授说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是中国语言学会旗下的二级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6月26日晚的筹备会产生了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领导机构。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刘润清等先生任顾问，李宇明教授任会长。副会长有周庆生、王克非、张维佳、郭熙、赵蓉晖、戴曼纯；秘书长由戴曼纯兼任；陈双新、王辉、张日培为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有李宇明、文秋芳、周庆生、王克非、张维佳、郭熙、戴曼纯、赵蓉晖、赵世举、周洪波、苏金智、王建勤、战菊、郭龙生、王敏等。
研究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在成立大会发言中指出，研究会要做好三项工作：“学术”二字是研究会的核心；主要目标是为会员服务；要树立家国情怀的思想意识。同时，研究会还要通过三种主要渠道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政府机构智库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国家的一些组织提供语言服务；为公民提供服务。李宇明教授还代表研究会宣布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出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田立新副司长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基础的依托，研究会的成立对服务国家战略和国家需要有重要意义。田副司长提出研究会应发挥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树立大局的意识和理念，研究会要把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发挥战略研究作用；进一步拓展服务的范围，研究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融入国家相关事业的整体发展之中，真正成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智囊库和思想库；打造高端人才培养平台，致力于使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尽快与国际接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
中国语言学会黄行副会长的发言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会的产生程序，中国语言学会具有审批二级学会的权力；中国语言学会对研究会的支持，希望研究会能汇聚学界在不同领域的人才，为全面繁荣语言学事业，推动我国的文化保护做出贡献；研究会要规范管理，作为社团组织，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语言学会的条例。
孙有中副校长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指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利用学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区域和国别研究、多语种学科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把为国家培养战略性人才，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作为使命，而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正契合了学校的战略定位。
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走向成熟，它将在中国语言学会的指导下，以传承弘扬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为己任，以提高语言文字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目标，提升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文章来源：中国外语教育 网址: http://zgwyj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3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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